诚如第八章所见，美国的霸权领导培育出了一种不对称的合作模式，在这一模式中，美国既为迎合盟国的需要而调整政策，同时也敦促其盟国作出相应的调整。早在20世纪50年代，这一模式便在正式的国际机制中被加以制度化，以助于规范国际金融关系及制成品贸易；在石油领域，美国及主要跨国石油公司已建立起一套非正式的安排，以维持极为有利可图的高价，并按这一价格向西方和日本出售中东原油。发达国家间的合作部分地反映了美国及其盟友利益的互补性。对于奉行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欧洲和日本，保持经济飞速发展的渴望，无疑将会促使其加入到这一以美国为中心的体系中来。
这种利益的互补性并非纯系天成。相反，美国领导人一直在积极努力，并做了大量的激励工作，以求确保欧洲、日本共同支持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领域所推行的原则。美国政府可以放心大胆地向欧、日提供援助，而无需顾虑这样可能会导致美元弱势，或是使其工业遭受严重挑战。而政治上实行民主制，经济上又同属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一员的欧洲、日本各国政府，不仅在军事上要依赖美国的保护，在经济问题上它们也认识到：如果它们想从战争的废墟中重新崛起，就必须与美国保持协调一致。
随着美国物质资源在发达国家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其政策也发生了转变，建立于20世纪40、50年代的机制开始衰落。当然，诚如第三章所讨论的，霸权稳定论也已预见到这一情况。对这一过程的分析，将为第三章所提出的两个论点提供论据：即霸权促进了合作，而霸权的衰落则可能会对霸权机制形成压力。
但是，尽管如此，也不能据此就臆断无霸权则无合作。本书第二部分已表明，我们有充分的理论依据相信：依靠一个主导强国制定规则，然后鼓励其他成员遵从，由此实现的霸权合作并非国际合作的惟一可能形式。本章将论及的合作的不完全衰落，证明无霸权状态下的合作同样可能发生。尽管国际机制已然改变，但在其框架内，金融、贸易领域中的一些合作依旧存在。在石油领域，则形成了一种对立双方齐头并进的分支模式，一方为石油输出国组织，另一方则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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