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九章中，我们注意到，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中期，尽管既有的国际机制已面临压力，但在货币、贸易领域仍有相当多的合作在进行。旧有合作安排在很多方面已被削弱，得以存留的合作也并非全都是以达到自由主义目标为指向的。然而，合作的意愿却从未消失。最为典型的现象是，谋求合作的努力源自国际领域中的纷争。例如，石油危机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集中体现了霸权合作的崩溃。为此，西方七国于1975年举行了首次经济事务高峰会议。1982年至1983年间由私人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共同精心设计的债务重新安排计划，防止了因墨西哥、巴西等国无力偿还外债而可能引发的毁灭性金融后果。
在以后经济出现衰退和爆发危机期间，这两大新的国际合作举措却从未再实施过。70年代初，为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调一致，各国财长经常举行非正式会谈，这成为首脑峰会的前身（与会财长中后来有两人成为了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即法国的德斯坦和联邦德国的施密特）（de Menil, 1983, p.17; Putnam and Bayne, 1984）。复杂的银行合作网络曾防止了1982年至1983年间债务危机的爆发，其基础即为利普森（Lipson, 1981）所说的“第三世界债务国际组织”。70年代，债务危机尚不严重，在对债务进行重新安排的过程中，这一组织得以发展起来。如我所强调的，合作既依赖于现实或潜在的纷争，也有赖于制度性安排。因为后者能够通过降低交易成本，相对对等地提供高质量信息等方式来促进协议的达成。
当然，这些例子并不足以证明“合作源自纷争”的观点和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的正确性。如第九章所显示的，各国认识到要去除美国长期霸权及其领导地位的残余影响仍很困难，它们必须借用多边机制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近年来对第三世界国家债务和石油问题采取的合作仍以美国为中心，这也反映出美国仍然十分强大的权力。
本书第四章到第七章提出了合作及机制的概念。当今世界经济刚刚步入后霸权时代，现在就想对这两个概念的独立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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