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进行决定性的考量是不可能的。美国仍然是世界政治经济中的第一强国，尽管优势已大不如前，50年代的那种霸权也已一去不返，但其实力也绝非“普通国家”可比（Rosecrance, 1976）。有人如果要对我的理论进行检验，他就必须先确定一段时期，在此期间，没有任何霸权力量对国际机制的特性具有决定性影响，然后挑选出世界政治中一系列重要议题领域。这样，我们就需对两种情况下的国际合作模式分别进行探讨。如果美国霸权已衰落这一论断是正确的，那么80年代这一时期正适于分析。但至少在1977年至1983年间，在本书的研究尚未结束时就下此断语尚嫌为时过早。如果我们将60年代视为美国霸权终结之日，那么战后世界政治经济只经历了10至15年的过渡期，便步入了预期的“后霸权”时代——一个动荡不定的时代。霸权合作日益衰落，而美国虽仍位居强国之首，但却已无力，有时是不愿，去制定和支持强有力的多边自由规则。要对这一过渡时期加以分析，最好的方法就是将霸权稳定论以及合作和国际机制理论结合起来。
因此，本书并未对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的含义加以检验。事态的发展使我的分析无法做到周全，但是我的优势在于：对于非霸权机制形成条件的预言，在可资验证的事实出现之前便已作出，这使我有可能预先排除某些不利的条件，在这些条件下，我对霸权的预测或者我的合作理论有可能被证伪。
如果霸权在80年代得以恢复，就将推翻我关于世界政治经济中权力分配作用的预测。虽然霸权的回归与我关于合作与纷争的辩证关系的观点并不冲突，也不会否定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但却会削弱我们所阐述的这些内容的重大意义，就像在50年代那样，霸权的作用更胜过我们所讨论的主题。第八章对50年代的霸权领导进行了阐释，本书第二部分也将有助于理解国际机制的作用，但是这些知识并不会取代而是证实了现实主义基础型的霸权稳定模式。
惟一能推翻我的理论的条件就是我对未来权力状况的估计成为现实——即霸权就此消失，无法恢复。这样合作的条件便将成立，而如果在霸权之后根本没有出现合作
网站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