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我的理论将不攻自破。各国将以螺旋形不断下降的形式卷入货币战和贸易战，重新奉行损人利己的政策，这一切只会证明现实主义理论的观点，而非我的合作理论。再者，如果合作总是在“错误的地方”出现，也将证明我的理论是错误的。例如，我主张合作应以少数大国为中心，而由大量的小国追随其后。如果出现了一个强大的由小国主导的联合国，或是第三世界国家中形成一种“集体自立”战略，便将与我的理论背道而驰。同样，如果合作不是发生在长期保持互动的议题领域，也将于我不利。最后，如果大多数政府间协议不是在国际机制框架内达成的，而是远离现存机制，建立在各异的基础上，或是发生在此前并无国际化网络和制度存在的议题领域，这些都将构成对我的理论不利的例子。
对于本书所提出的合作与国际机制理论，后来的学者可以对它作出全面的评价。到了1994年，他们也能像我今天回顾霸权和霸权衰落一样，回眸后霸权时代，针对不同议题领域，联系该理论所作出的预期对事实结果进行对照分析。但是现在仍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现在所能做的就是更密切地关注国际机制的运作状况，这一机制以一个主要的国际组织——国际能源机构——为中心，协助发达工业国协调货币、贸易、石油政策。分别建立于40年代和50年代的货币和贸易机制，35年来尽管经历了重大演变，但始终在发挥着作用。与此相反，旧的石油机制则在70年代初彻底崩溃。以国际能源机构为中心的消费者石油机制成为“霸权后合作”的典范。本书第八章分析了霸权合作，第九章评价了美国霸权衰落对合作的影响后果，本章则试图在一个尽管不很全面的基础上，通过对以国际能源机构为中心的机制的考察，加深我们对后霸权时代的理解。我们将审视国际能源机构影响国际石油政治、经济状况的各种行动，加强对当前后霸权机制如何运作的认识。这是我们现在所能达到的最切实可行的目标，而对理论的综合检验只能留待来日，相信这会对我们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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