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性是无可避免的，而法律只应当管理行为，而非思想。因此在英国的公共生活中，一种前所未有的意见与表达多样性就呈现出来了。
个人自由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延伸至私人行为及信仰？此问题尤其成为了移风易俗运动之聚焦点所在。这一运动同样将此问题政治化，因此性戒律的强制执行就与宗教及党派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这一运动主要为辉格党人、异见分子以及他们的同情者所发起。他们自身组织为私人性团体，并通过世俗方式来惩罚罪人，这种行事方式暗中挑战了英国国教会的权威。不止于此，它还再次唤起了危险的空位期之幽灵，盖因“移风易俗”曾是清教徒的口号。正是这些原因，使得此一运动激起了托利党人与宗教保守分子的激烈反对。
结果则是，1689年之后，新教的敌人以及运动的批评者们，时常攻击异见分子与道德活动家，称他们自己沉浸在自由之中却反对他人之自由。道德不也是一种个人良心的事务吗？他们是什么人，要规定其他所有人的救赎之途？“为何你们不能那样开明，像你们得到宽容一样来宽容别人，将你们手中取得的东西也给予他们？难道因为人们按照自己的步伐与路径走向天堂是不合理的吗？”如果有人选择慢点走，停下脚步甚至“在途中喝酒（也可能是嫖妓）”又该如何呢？“你们捧着垃圾，而我则拿着酒瓶。”约翰·丹尼斯的剧作《直布罗陀》（Gibraltar）中的一个角色如是说。“如果良心自由普遍存在，为何每个人不会因自行其是而受到诅咒？”“良心自由，你懂的，夫人”，在《爱的诡计》（Love’s Contrivance）中，奥克塔维奥对贝丽扎这样说道，意在为性自由辩护（“嗯，并且男人的良心宽广得很。”她答道）。关于现代阶段，道德家阿瑟·贝德福德评论道，《宽容法案》“尤其被用来鼓励通奸”——“如果一个人可以坦然地犯下罪行，他们会说自己拥有法律所赋予的自由，并且照犯不误。”
因此，这一思维方式的日益突显也展现出，对于政府职权之界限、新教之宽容以及道德监管之基础这些方面，存在着政治与社会的对立，但它也同样反映出更深刻的思想趋势。其中有三点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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